图为孟津县王铎书法馆,此馆复制了现存所有王铎书法石刻。

孟津老城一带,过去有一句口头语:“这又不是吃王铎家舍饭,何必用大碗!”据孟津文史研究者韩仲民先生介绍,这个“典故”源于明末王铎在家乡赈灾的故事。
明朝末年,正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孟津一带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灾难:黄河决口、冰雪成灾、旱涝成灾,几次大的灾荒爆发时,死亡人数众多,甚至发生易子而食的悲剧。王铎或因家事,或因失意,时常回家乡小住,有一年他赶上了大灾荒,说服官府开仓放粮,又动用自己的关系在陕甘等地劝募粮食,顺黄河运到孟津,在自家门前开设粥场,施舍给饥民每人每天一顿粥以救不死。谁知附近各县来的饥民太多,每人每天只能轮上吃一碗,王铎只得定了规矩:只准用碗盛,不能用盆端。于是,饥民想法在土窑烧制一种粗瓦碗,容量特大,可又确实是碗不是盆,如此就能多喝一些粥。因此有了这句口头语。
王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虽在京城任职,却来自社会下层,深知民众疾苦,对明末的赋税之重感同身受。加上他出仕前后的师友,如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都是东林名士,受他们影响,王铎表现出鲜明的东林风范,在朝堂之上刚直不阿、耿介敢言,因此几度险些大祸临头,也因此数度政坛失意。
人到中年之后,王铎的家庭也一次次出现变故,他的两个女儿同年夭折,父母在中先后去世,凡此种种,使他感受到深重的家国之痛。而这些强烈的人生感悟,可能是一个伟大艺术家所必须经受和拥有的。诚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诚所谓“人书俱老”,一个书法家仅仅拥有技巧是不够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让这些技巧彼此糅合,需要丰富的人生感悟,让这些技巧与书家的精神世界充分糅合。

宦海沉浮人书俱老

 

 


王铎在明朝为官约20年,形象和名声相当不错,与他降清后的声名狼藉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期间,他权贵、直言劝君,面对“廷杖”大祸坦然不惧,表现得忠诚耿介,为此多次政坛失意,宦海沉浮。而这一切,都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有名的对联,是东林党创始者、无锡人顾宪成所撰。顾宪成以无锡东林书院为舞台,议论朝政,褒贬大臣,朝中不少官员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由此形成重要的势力,被称为“东林党”。
王铎入仕前后,魏忠贤得势,形成“阉党”集团,与东林党针尖对麦芒,逐渐形成生死之争。在这场斗争中,王铎立场鲜明地倾向于东林党人,这跟他出仕前后的社会交往有关。孟津人乔允升曾赏识、提携过王铎,他就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阉党”曾编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乔允升就被冠以“天牢星病关索”。王铎考取进士时,乔允升已离乡返京出任刑部左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他对王铎的取向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师友圈子里,也多有东林党人,如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新安县人吕维祺,与王铎相互敬重、赏识,结为儿女亲家;河南籍的著名学者孙承宗,身为大学士、兵部尚书,对王铎青眼有加,曾为他的《拟山园初集》撰写《叙王觉斯太史初集》;此外,王铎的同事、朋友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都有着鲜明的东林党人立场。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魏忠贤授意纂修《三朝要典》,以总结“阉党”在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按照岗位职责,正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但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相约,一同拒绝了这项工作,令魏忠贤大失颜面,他们也因此上了“阉党”的黑名单。
此后数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有后金崛起,内有白莲教起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整个明王朝风雨飘摇。在那个悲剧时代,王铎注定要饱经忧患,历尽磨难。他被提拔起来后,因与首辅温体仁政见不合,自请外调南京翰林院。数年后,他被调回北京,先后出任少詹事、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年,满洲皇太极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也声势浩大。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与清议和,得到崇祯的支持,却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上疏论辩,批驳主和派主张,惹恼了崇祯,被廷杖八十,贬官六秩。仅仅19天后,王铎挺身而出,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杨嗣昌大为恼怒,要求同样廷杖处罚。廷杖之刑,非死即重伤,消息传出,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泪,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不畏惧。所幸此时崇祯已看出议和并不是办法,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王铎给崇祯上课,讲《中庸》时论及时事,王铎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坦诚相告,“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大概话说得太直接,崇祯大怒,痛斥他讲课跑题。“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崇祯虽然没有降罪,却从此冷落了王铎。失意的王铎两度“乞归省亲”,返回孟津故里。
如果说仕途上王铎还能选择刚直不阿,那么生活却带给他太多的无奈。那个时代,战乱迅速蔓延,洛阳一带多次被起义军攻打,他和全家不得不四处避难,长达六年。其间王铎一次次忍受丧失亲人之痛,他的父母、结发妻子、一个妹妹、四个子女先后死去。他的家乡孟津曾数度爆发饥荒,他不得不卖字换粮活命。身处这样的岁月,他的精神世界动荡不已,书法成为他宣泄内心世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他不再亦步亦趋地学仿古人,手中之笔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当此之际,他佳作频出,最值得一提的,是《赠张抱一行书卷》、《赠张抱一草书卷》。这两件杰作创作于1642年,是王铎流落怀州(今焦作)时,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书赠给他的。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点画布局,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在失意、战乱、困顿的异乡,王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长篇巨作,达到艺术上的升华。
这一年,王铎51岁,他书法的这种蜕变,被称为“五十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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