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与中原的经贸关系(二)

卢明辉

(二)

明朝贸易与经济_明朝贸易经济特点_明朝贸易经济的发展/

乾隆年间至道光年间,随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由盛转衰,出现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清政府开始放松对蒙古的禁令。

这增加了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蒙汉民族自然交往的机会。 当时,由于封建剥削的残酷和自然灾害、饥荒连年,华北和山东地区大批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涌出边境,涌入内陆。蒙古。 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蒙古的禁令。

1743年(乾隆八年),乾隆诏曰:“今年天津、河间等地大旱,闻两州无业流民与口外雨水混杂,故都去吃饭了。从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出来,人很多,每个检查站的官员都抛弃了服务员,如果继续像往常一样堵路不准出口,伊拉克人就失业了,已经离开了原籍地的家,在边境口岸也不准离开。他们担心穷人会变得更加尴尬。。向边境官员下达了密令等等。如果有穷人出去,不用堵在门口,立马就放了……”

1746年(乾隆十一年),清政府视察归化城等地。 医生吴宁报告说:“去年歉收,贫苦农民被迫回乡觅食。” 随着中原大地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的出现,纷纷涌来的都是“走过西口”(指杀虎口以西的呼和浩特、包头地区)和“走西口”的旅客和商人。走过“东口”(指张家口以东的喜峰口、古北口地区)的人,以及离开山海关的人。

蒙古地区以畜牧业生产为单一经济形态,逐步发展成为以畜牧业为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等组成的经济。

张家口、多伦诺尔、归化城(呼和浩特)、西宁等地都是早期从事蒙古贸易发展的据点,也是清代赴蒙古商人贸易的神经中枢。 清初,蒙古与中原内地贸易的主要干线是以下商驼路:

1、多伦诺尔,通往内蒙古-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盟等; 通往外蒙古——车臣汗、土舍图汗部落等;

2、张家口,通往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等; 通往外蒙古-库伦、恰克图、科布都等地,通往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

3、归化市通往内蒙古——乌兰察布、伊克昭蒙、阿拉善、额济纳旗等; 通往外蒙古——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良海、克布多地区等; 通往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莫斯额鲁特蒙古族地区。

此外,青海省的西宁、当加尔等地也是蒙古商人的据点。

18世纪末,随着清政府放松对蒙古的禁令,这些地区的商业贸易更加繁荣。 与此同时,一些蒙汉边境的地方涌现了一批新城镇,如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郑家屯、通辽、赤峰、布奎(齐齐哈尔)、甘珠尔寺等,以及包头、白灵等。寺庙等在西域之地。

过去,蒙古游牧民族只有“七个泡子”。 到了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已成为“东西宽四里,南北长七里,居民鳞次栉比,房屋相望”。 ” 商业城市。

至1851年(咸丰元年),这里从事蒙古贸易的商铺已达4000多家。 当时有一首描写上都地区与多伦诺尔蒙汉贸易繁荣的诗写道:“桥墩边墙内外长,茅屋林立,牛羊环绕。

白貂和青马价格昂贵,所以在市场上争夺红盐。 “同时,这里也是连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商业贸易的咽喉。

每年3月至7月多隆努尔徽宗寺、山隐寺庙会期间,蒙古族游牧民族和汉族商人照例来到这里进行贸易往来。 土协土汗部落等地牧民前来参加庙会带来的牲畜、毛皮等畜产品在这里的市场上进行交换,然后通过张家口出口到北京、天津、东北及内地各地。古北口等地。

归化城(呼和浩特)早在明代阿拉坦汗时期(约17世纪初)就已成为塞外蒙古贸易的中心。

清朝入关前(1637年),为了加强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命令满族贵族带领百余名商人将货物带到归化城进行贸易。

清朝入关后,当时的清政府不愿意允许外蒙古和卫拉特(新疆蒙古族部落之一,又称额鲁特)蒙古的大批朝贡使节进入北京,并专门指定他们在桂花市和张家口。 贸易。

归化市由此成为内蒙古与外蒙古、卫拉特蒙古与西北中原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城市之一。

据俄国人巴伊科夫1656年(顺治十三年)访华时所写的《纪要》,描述了路过归化城时商业贸易繁荣的景象:

“街道两旁有很多商店,商店后面还有庭院……商店里卖各种中国颜色的丝绸、缎子和布料。各种颜色的丝绸非常丰富。还有很多铁器和工艺品。”青铜器。”

到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这里已成为蒙古商贾的中心,“对外贸易至此,中外货物亦汇集于此”。

在青海当噶,明末“茶马贸易”停止后,“海门扇的交易地点由镇海堡迁至此”。

嘉庆、道光时期(约1796-1841年)是该地区民族贸易的鼎盛时期。 牧民在这里采集马、牛、羊、牦牛毛、麝香、鹿角等,与秦、晋等地的汉、回商人进行交换。 改变他的茶叶、粮食、布料等。

年贸易额达到120万两白银以上,是当时西宁贸易额的六七倍。

这一时期,汉族商人逐渐深入外蒙古,定居在库伦、恰克图、乌雅苏台、科布多、额尔登尼昭等地,使这些地区成为蒙古商人从事农业的聚集地,成为商品交易的“买卖城”手工艺品和畜产品交易的地方。

时居北京的俄罗斯传教士曹·福洛尼·格里博夫斯基于1808年(嘉庆十三年)途经外蒙古,写下了他在库伦所见商业贸易情况的报告:

中国商人不顾清政府的限制,在库伦永久定居,在那里建造自己的仓库、商店和住宅,并继续租用喇嘛的房屋,使库伦变成了面向整个外蒙古的批发和零售业。中心”。

“他们主要购买中国大陆生产的商品——丝绸、布匹、茶叶、香烟、面粉、金属器皿、瓷器、陶器、家庭日用品和喇嘛念经用品。”

此外,还有一些蒙古人直接来北京进行贸易。 “他们来北京工作或其他原因时,都会带来一些当地的特产,比如皮毛制品(棕毛皮之类)、绒制品(毛毡、天鹅绒等)、野生动物(麝之类) 、山产品(如蘑菇之类)、奶酪产品(奶糕之类)在北京销售。

回来后买了一些北京杂货,丝缎布匹。 当时,北京御河两岸以南有内亭,安定门外有外亭,供蒙古族居住。附近店铺林立,专营蒙古族贸易。 ”

这一时期蒙古国的商品贸易关系主要以羊、砖茶等作为交易的价值尺度,货币在蒙古社会尚未广泛流通。 羊和砖茶通常的换算标准是:一匹母马等于十二只一岁羊,一匹(普通)马等于十五只。

一头牛相当于三十二头,等等; 一块砖茶(27元一盒)相当于一只一岁的羊,或者三张羊皮等。

可见,当时的蒙古社会基本上没有改变封建领主制度下的畜牧业和游牧生活的自然经济基础。 但农业(主要集中在阴山南麓和长城沿线的西辽河流域)、手工业、商业贸易等各项经济都出现了显着的发展趋势。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蒙古国出现了许多蒙古族和汉族杂居的草原城镇。 蒙古族城市居民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和发展。 一些蒙古人已经从原来从事的粗犷的畜牧业分化出来,从游牧牧业转向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定居居民; 一些蒙古人已经脱离了游牧和狩猎。 ,成为从事商业的“城市居民”和专业工厂、矿山或渔业工人。 蒙古社会各种经济生产新要素的发展,以及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出现的租借、雇佣关系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封建领主制度的人身归属开始松动并逐渐瓦解。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这种社会变迁的出现,“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这种“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的变化,在历史进程中,蒙古社会开始出现具有资本主义雏形的商品经济。

这种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冲击了游牧自然经济,从而加深了从事畜牧生产的阿拉特牧民对商品交换需求的依赖。

它使蒙古人能够将过去闲置、废弃的畜产品换取他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和生活必需品。 并刺激畜牧业经济扩大再生产进行必要的交换,使其部分产品纳入商品范畴。

这对于促进蒙古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蒙汉人民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使“过去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所取代。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亦如此”。生产。”

蒙汉民族杂居,朝夕相处,互相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蒙古社会以畜牧业为主的多元化生产的快速发展。 “语言文字”,在共同生产中,蒙汉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拉近彼此距离的因素不断增多。

例如,清初来到蒙古的汉族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中,不少人“接受了蒙古族,学习了蒙古语,实行了蒙古风俗,成为了蒙古公民,娶了蒙古女子”,成为了蒙古族的一员。一个“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

这无疑对进一步加强蒙汉人民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积极作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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