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

林金树

中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几年来,我们经过集体研究,完成并出版了《明代政治史》一书。 目的是对明代政治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价。 我们不回避明朝政治的阴暗面,也充分关注明朝的政治史。 该领域的新进展。 与明代政治史相比,明代社会经济史历来受到更多关注。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明代社会经济,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因素、新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 但迄今为止,进一步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明朝是一个农业社会。 即使到了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的明代后期,农业仍然是经济体系的主体。 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变化都与农业密切相关。 可以说,深入研究明代农业农村,是准确认识和评价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

高守贤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关注明代农业农村问题。 最近,在他长期研究的基础上…

评《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

林金树

中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几年来,我们经过集体研究,完成并出版了《明代政治史》一书。 目的是对明代政治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价。 我们不回避明朝政治的阴暗面,也充分关注明朝的政治史。 该领域的新进展。 与明代政治史相比,明代社会经济史历来受到更多关注。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明代社会经济,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因素、新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 但迄今为止,进一步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明朝是一个农业社会。 即使到了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的明代后期,农业仍然是经济体系的主体。 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变化都与农业密切相关。 可以说,深入研究明代农业农村,是准确认识和评价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

高守贤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关注明代农业农村问题。 近期,他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明代农业经济与乡村社会》一书,于2006年3月由黄山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十万余字,分五章:第一章论述明代耕地面积和人口; 第二章论述明代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 第三章论述明代的土地形态和生产关系; 第四章分析明代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问题; 第五章为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对当前社会经济史领域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模型和学术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述。 本书内容丰富,讨论深入细致,蕴含大量学术信息。 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学术专着。

农业农村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直到20世纪,农业仍然是绝对主导的生产部门,农村人口仍然占绝大多数。 即使近代工商业繁荣之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没有明显下降。 而且,时至今日,农村人口仍然占大多数,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社会政治问题。 然而,“冰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根源。 它是秦汉以来农村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反映。 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和观察。 明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 明朝以农立国,是一个农业国家。 社会阶层结构仍然由农民和地主两大社会阶层主导。 农民是国家数量最多的主体,也是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和劳动者。 他们的地位低下,生活困难,处境艰难。 这是明代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 与此同时,明代的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学界多数人认为,明代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阶段。 到明末,农业生产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传统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农村生活方式、生产关系、管理体制等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当时形成的农村发展模式,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后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深入研究明代农业农村问题,可以为认识和解决当今存在的“三农”问题提供历史视角。

本书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也非常独特。

其特点之一是充分尊重和吸收前人成果,将实证研究与学术评论相结合。

学术研究是一项代代相传、一步步进步的事业。 在选择任何课题进行研究时,必须充分了解前人的贡献和不足。 今天的学术专着或博士论文通常以“研究评论”之类的内容开头。 有的“研究评论”做得很好,但也有很多“研究评论”只是通过网上查资料、查阅著作索引简单罗列一些专着和论文,实际上对前人的成就了解不多。 他没有清楚地了解学术发展脉络,找到自己的切入点。 这样的“研究综述”只是一种形式,没有什么价值。 由于选题广泛,相关学术成果较多,本书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提供专门的研究综述,但在讨论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充分重视前人的成果,而且将实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并附有学术评论。 合并。 例如,第一章讨论了明代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问题。 对于这两方面,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 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争论。 本章对这些众多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充分认识了前人学者的学术贡献和差异。 同时,我们对相关文献和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前人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另一个例子,第四章讨论了地方精英和乡村控制问题。 中、日、韩及西方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 与耕地面积和人口规模问题相比,线索更为复杂。 本章开篇概述了相关结果,并将相关结果归纳为“地主论”和“士绅论”两种分析思路。 在随后的具体研究中,往往会引用相关成果,有的认同,有的讨论,从而将讨论引向深入讨论。 以礼甲制度的讨论为例,笔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学术倾向:一种倾向认为,与其将礼甲制度视为中央向地方政府下达的政策,不如将其视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团体的认可。 结果; 另一种倾向是认为礼甲制度主要是为征收税赋而设立的户籍组织,但也被赋予行政、司法、教育等职能。 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这些对立意见实际上反映了明代统治者对于地方领导的复杂心态,也反映了社会控制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与调整。 同时,也提醒人们充分关注丽嘉。 制度的地区差异。 这种通过学术回顾深化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促进学术回顾的研究方法是可取的、有意义的。

第二个特点是信息丰富,提供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历史研究依赖于创新和史料。 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只有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本书取材广泛,包括地方志、志志、政治文献、笔记、选集、小说等各类文献,其中引用地方志120多篇。 由于内容比较丰富,材料扎实,对某些问题的考察比较深入。 例如,万历十六年关于雇工身份的“新例”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历史的进步。 “新问题”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区分雇工和日工,后一部分是区分雇工和寄养工。 对于后者,过去的研究还很少。 近来,有学者将其追溯到弘治的《问刑条例》。 笔者从《明史》中收集了正统、景泰年间的一些规定和案例,认为与以前的规定相比,“新规定”不仅没有进步,实际上还出现了倒退。 除了丰富的史料之外,作者还熟悉相关的研究成果。 书中引用了近年研究著作四五百篇之多,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学术梳理和总结,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料。 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写书需要创新和理论创造。 作者在充分掌握文献和熟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认真的审视,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纠正史籍和前人的误解。 例如,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田数和人口,这些数字与二十六年《明太祖实录》记载的田数和人口不同。洪武四年。 过去,最相信万历的《大明会典》。 经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事实上,洪武二十六年的田数和人口并不存在。 这些数字最早见于《注四志章》,后被抄录于正德的《大明会典》中。 抄写时未指定年份。 但万历《大明会典》抄写这些数字时,却标注为“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 这并不是因为该书的编撰者找到了这些数字属于洪武二十六年的证据,而是因为这部编纂修订的《繁历》规定:“凡《忠武》旧文,皆称为‘洪武二十六年鼎’”。洪武年间。”也就是说,如果《朱四章》记载的事件没有注明年份,万历的《大明会典》就与《朱四章》编撰完成的年份挂钩——洪武二十六年,后来清朝编纂《明史》时,自然沿袭了所谓“洪武二十六年”的说法,二是努力构建理论框架。例如,关于明代的地方精英和乡村控制问题,笔者将明代的地方精英分为三类:一是职业地方精英,包括粮长制地区的粮长。基层组织领导,如村长、老人、保安队长等; 二是以身份为基础的地方精英,即通常被称为“君子”的那些人,包括有科举和非科举背景的学生、监事、考官、进士等各类官员。 ; 三是地方无地位精英,是指前两类之外的、能在地方社会发挥主导作用的人。 笔者论述了这类地方精英的演变过程,认为明初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是礼甲制度。 以遵纪守法的地主和富人为主体的地方奴役精英,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领头人; 明代中期以后,在人口流动加速、贫富分化加剧等因素影响下,礼甲制度逐渐解体,出现了以士族为代表的有地位的地方精英和以土豪为代表的无地位的地方精英。 其中,绅士的社会影响力和统治力尤为巨大。 本书全面考察了地方精英在基层社会组织和地方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它认为,明末地方精英特别是士绅阶层权力的增强是明显的历史事实。 他们在地方公共管理领域的活动是显而易见的。 非常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完全从地方社会撤退和退出,而是意味着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互补关系不断深化。 当然,作者提出的这些新见解能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但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对一些重要问题重视不够。 作为一部考察明代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专着,理应对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系统考察。 本书除简要触及一些地方的自耕农、佃农、雇工的生活外,并没有具体论述明代农村各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 赋役问题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乡村治理密切相关。 本书除了在讨论经济作物时偶尔提到对经济作物种植的税收政策的推动外,还讨论了明代的税役制度及其变迁,以及税役制度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没有人深入讨论。 或许笔者认为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很丰富,没有必要再多写,但对于讨论农业农村问题的学术专着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硬伤。 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相关已发表的著作来看,往往缺乏对农民生活的深入研究。 无论是改革税费和劳务制度,减轻税费和劳务负担,还是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农业生产,都是为了提高经济水平,改善农民生活。 明朝两百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另外,各地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差异,造成了种植结构和经济效益的不同,以及税费的轻重,各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必然有所不同。 为此,不仅需要从整体上描述明代各个时期农民生活的基本场景,而且还需要进行区域分析,勾勒和比较各个经济区域农民生活的不同状态。 发展农业经济,必须关注农民利益。 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体。 因此,研究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必须认真研究农民生活。 对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其次,在讨论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时,作者详细评论了各种学术观点的利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然而,作者自己对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估计似乎证据不足,有时难免凭空做出假设,给人一种绰绰有余的感觉,足以摧毁但还不足以建立。 以人口为例,作者估计明朝末年最多达到1.9亿,但证据不足。 据明朝和清初有关官方统计,到万历初年,两京十三省的户籍总人口约为7500万。 明末总人口达到一两亿的说法也缺乏说服力。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难以达成共识(或者说比较接近的结论)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历史数据。 但研究方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从研究方法上看,除了对明代国民生产和人口统计范围的包容范围解释不同而得出不同的数字外,目前主要的倾向是采用推测的方法,抛开了《明实录》和《明史录》。 《明史》等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对明朝的人口增长率进行了估算。 事实上,相关人口数据是任意调整的。 具体来说,就是调整明初洪武时期的人口总数,然后以此为基数推算出明朝中后期的人口数字。 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学者们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查阅相关数据推算出明朝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然后以洪武末期的全国总人口为基数来计算。 《明实录》书中的记载无疑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谨慎对待;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有时采用推测的方法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随机改变原始数字的做法是否科学?是否有说服力?这一点必须认真思考。我们从前面的讨论中看到,“由于洪武末年总人口的估计不同,对明代人口增长率的不同估计,对明代人口峰值的估计也极为不同”(见上书第39页)。 事实上,明朝的人口数字和耕地数字都是不完整且混乱的。 如果没有能够解释问题的新信息出现,任何评估都必然是毫无根据的,也很难得出结论。 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

第三,作者虽然指出了一些问题的重要性,但未能深入讨论。 例如,对于明代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与人口压力和税收政策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与这两个因素无关。 农民选择种植经济作物、改变农业经济结构纯粹是出于利益驱动。 驱动的。 作者对后一种观点提出异议,但未能用地区证据充分论证他的观点。 对此,如果我们能进一步选取江南(如苏、宋等)和西北(如陕西关中平原)的一个村庄,可以结合情况和原因改用明代中后期的经济作物,结合相关文献(如徐光启的《农政百科全书》等),通过细致的分析,可以更有说服力,强化你的论点。

【作者林金树,1938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 2006 年 6 月 13 日

作者 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