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对外贸易本来有两种形式:“朝贡贸易”和私人商贸。 前者由朝廷专营,具有政治目的。 外国贡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明朝朝廷以“赏赐”之名给予相当的回馈。 “赏赐”的价值往往高于“贡”的价值,而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维持朝贡关系和名誉的代价。 各国朝贡使者带来了一批随行的商人,以进贡为名,运来货物私卖。 进贡后,准许他们在汇通阁附近的指定地点进行私下交易。 外国使节和随行商人也被允许购买一批中国商品,如瓷器,运回本国。 (《万里夜火编》第30卷)

永乐、宣德年间朝贡贸易兴盛。 郑和出使海外,实际上就是这种朝贡贸易的扩大。 洪熙停止宝船西航,不再增加新的附庸国,减少赏赐。 明初一度繁荣的海外贡品贸易日渐式微。

民间对外贸易活动受明初海禁政策的制约,得不到发展。 此后,东南沿海“大海商”或“胡海姓”的境外走私活动日趋活跃。 这些海商或船主资本雄厚,拥有必要的海船和水手,主要从事出口丝绸、瓷器、铁器,进口香料、珠宝和东西方特产等业务。 他们投资商人入股,将货物运往海外。 靠盘剥股民,谋取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东西方外国考》卷七)。

嘉靖以来,沿海商品经济突飞猛进。 “福州丝,漳州纱,泉州盐,福州延平(平)铁,漳州橘子,福州兴化荔枝”全漳的糖,顺昌的纸,每天都穿过分水岭和蒲城小关,而吴越如流水,航海者尤不可估量。 (王世茂《福建书》) 一些沿海商人私造双桅船,驱使穷人当水手。 “出口中国产品,到异国他乡旅游,换个东西,受益十倍。” (《海城县志》卷15)

嘉靖年间,“漳、闽之人,盘伯夷之商贾,皆于海上来往”。 (《明经史文编》卷243张士彻《赵宝山重修宁波太守奉封神功碑》)按明朝法律,擅自下海者,处以刑罚。有流放或死亡,但沿海居民“仍嫁党于风,造船出海,私下交易,无所畏惧”。 (《明经史文编》卷280,张锋《通范船易》) 由于倭寇、华寇的劫掠,明朝进一步加强海禁,打压沿海海盗商人。 私营海外贸易的发展因此遇到了困难。 明朝派驻福建总督朱琬主持海禁,遭到朝廷宦官和地方权贵的攻击,被弹劾免职,愤而自杀。 从此,“中外不敢言,禁事”。 (《明史·朱琬传》) 民间海外贸易又扩大了。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初至穆宗隆庆年间,明朝对外贸易基本实行所谓“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与海外做生意。 其目的,一是加强海防。 “寸板不许出海”,就是切断海上联系,防止国内叛乱,海外侵扰。 二是政府垄断公市贸易,禁止私人交易,防止侵犯政府商业利益。 因此,政府垄断的贸易不在海禁之列。

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请开市船,改走私为公贩,主张只通东西方,不去日本和日本。” (《明经诗文编》卷四百,徐复元《拖海禁》) 这是一次非常有限的海禁开启。 商人在海上进行贸易必须申请报价,限制船只数量和贸易地点,但对外贸易仍然得到很大发展。 明末周启元说:“我在木庙(木宗)时,卖夷之法已废,故五方之甲西溪水国,开市,又分城东西路(东、西),洋物不足形容,而交易之钱,数十万年,公私皆赖之。 (《东西洋考》周启元序) 海禁的开放,持续了大约三十年。 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 兵部又要求“严禁海禁”:“严禁贩卖洋人,报文辞,敢违者,照常死刑。” 福建巡抚徐福元根据海城县扇商李福联名起草了《拖海班书》。 李复等报道:海城县“民事尽在船商,赋税为本。历年海禁严,民崇乱。幸蒙元问县开通商。数十年薪俸,足民安。。近因朝鲜倭寇,寺院防闲助硝,通行省禁商,给商人们带来了麻烦,引进的船只有百余艘,货品亿万,堵死了生路。呻吟,坐以待毙。 徐福元在奏章中指出:如果认为沿海居民依附于海边,很容易造成混乱。 “以前商船开门,是为了安全,为了防乱,现在是禁止的,那个强者,看上了无赖,势必有外遇,然后猎杀下,仓皇聚众逃海,乘危而去。 . 又说:若断绝中外往来,吕宋数千漳州人将不能归还,必会勾结洋人侵寇。 如果禁止海外贸易,外国周边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也就没有了前期的防御。 若禁止对外贸易,则无商税,往年商税两万两补助地方军饷,无资可施。 没有军饷,怎么加强海防? 他极力主张继续开放海禁,恢复商业,总结以往海禁的教训。 . (《明经诗文编》卷四百 徐复元《拖海禁》)此后,海禁时而紧时而松,朝廷禁海与开海禁之争。大海没有停止。 民间对外贸易实际上还在继续发展。

3、西方商品的流入

大部分来华的外国船只都在广州停泊贸易。 正德年间,“海里番船不绝,周城夷杂”。 (《明史·符郎记传》) 福建漳州、浙江宁波也是对外船舶通商的港口。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船将中国的丝绸、绸缎、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糖果、水果运往国外销售。 中国商船还向亚洲各国运送丝织品、铁锅、成衣、肉制品、水果、牲畜、香料、冰糖等商品。

与此同时,大量来自西方、东南和印度洋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也进入了中国国内市场。 进口商品中,只有少数是欧洲国家生产的,大部分是来自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的商品,由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或中国的商船运往内陆. 明人视一切进口商品为西方商品。 根据《明徽典》和王士珍从《徽典》抄录的凡货价目表,我们可以了解到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基本情况。

南阳出产的香料,大部分是进口的。 香料中的胡椒和丁香是最重要的商品,也是南洋香料贸易中争夺的焦点。 嘉靖以前,华商是南洋香料的主要经营者。 后来西方殖民势力到达南洋后,香料贸易就转给了欧洲商人。 . 从当时的三种进口商品清单来看,香料有十几种,其中有供上流社会食用的龙涎香、安息香,还有胡椒、丁香等常用调味品。 有些香料是制香、驱虫剂、熏衣草的原料。 从香料的税率来看,价格非常高。

其次,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中,工艺品原料和纺织品的进口量最大。 工艺品原料约有20至30种,包括铜、铁、锡和各种毛皮,包括牛皮、马皮、鹿皮、鲨鱼皮、虎皮、豹皮、水獭皮和珍贵的鸟毛,如翡翠羽毛、孔雀羽毛等. 尾巴等。 制作藤制品的原料是白藤和棕竹。 名贵木材、乌木、紫檀、紫檀。 制作工艺品的原料有龟甲、象牙、犀牛角、牛角、龟甲(管)等,染料最多的是苏木精。 纺织品多为南洋国土特产的丝、棉面料,如油红布、蓝布、布布、暗纹布、撒连布、诺那居布、各种粗布、交织丝、连体红沙、口袋布等罗在等。 也有制作一定数量的工艺品,如龟甲盒、龟甲碗、琉璃瓶、碗、香泥瓶、嘉文垫、翻腾垫等。

第三类是药材,包括没药、冰片、鸦片、干血、贝贝茶、阿魏、芦荟、豆蔻、雄黄、栀子、风籽等。

第四类是食品,燕窝、粉丝米(海米)、椰子、紫菜、鹿茸、香油、虾米、红花米、鱼翅、绿豆等。

此外,还有莺、琉璃镜、驱虫樟脑和特效杀虫药等观赏鸟类,以及日本产的日本刀、弓、箭、火把等。 这些商品进口量小,无法与上述四类商品相提并论。 纵观此时从海外进口的商品,不仅仅是皇室贵族的珍禽异兽、珍珠宝石,大部分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 进口的赤金、祖色银、铸币铜、范锡,对明代货币的银化和铜币的制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些国内得不到的手工业原料从国外进口,在国内加工,促进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 中国有玻璃制品由来已久,但质量不高。 这时,大量国外高端玻璃制品进入市场。 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商品种类和数量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一些外国商品,如漆树,因进口过多,堆积在仓库里,以至于漆树不得不作为官员的俸禄。

贵族和官僚家庭积累的财富也反映了对外商品交易的盛行。 嘉靖初年,没收钱宁家产,漆树七十三担,胡椒三千五百石,花椒三十担。 (《天水兵山录》附录不算)嘉靖年间,严嵩的家产被没收,有象牙、犀牛角、国外产的珊瑚珠、玻璃壶碗、高脚茶杯、酒杯、玻璃镜子,以及香炉、香管、盆等。龟甲制品有酒杯、酒盘、茶杯、大碗、储物盒等。 各种洋香料重达5000多斤。 纺织品有西罗、西白绢、西铁棕、西红、白棉。 还有日本进口的日本刀和日本扇子。 (《天水兵山录》)干宁、严嵩家产的大量进口货物中,只有少数是皇室的外国贡品。 绝大多数应该是通过腐败获得的,直接来自中外商人或间接来自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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