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是王夫之史学著作的主体内容,他的《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著作都可归入此类。王夫之的史论,注重从整体上对中国史进行研究,旨在追寻历史的根源,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如辨伪、考证、综合与归纳等传统方法之外,还广泛采用了移情、心理、心态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将历史环境与历史人物意境结合考察的方法,大大突破了传统史论的一般方法。
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使王夫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时代感与使命感,他也因此将治史的目的定为济世救国、经世致用。他在完成《读通鉴论》后,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有一个剖析,“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κ之者也。”(《读通鉴论·叙论四》第956页,中华书局1975年)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推本得失之原”与“获得救失”。这也是王夫之本人研究历史的目的。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王夫之要寻找“得失之原”,要明白为什么会“得”,“得”于何处?为什么又“失”,“失”在何方?又怎样去“获得”,还要如何去“救失”?这是王夫之史论比一般就事论事的史论高出一筹的地方,也是其超越传统史学的地方。
在《读通鉴论·叙论末》中,王夫之对自己史论的写作有过一个总体概述:“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而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读通鉴论·叙论四》第956页)“道无方,而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是说自己写作史论,按照有方有体的原则进行,也就是要使所论述的问题按照自己所设置的“方”与“体”来“位物”与“成事”。“体”与“方”是王夫之的一种整体认识,或许是某种规律、趋势,或许是自我设置的某种原则规矩,使万事万物在他所设置的总体认识之下运动,成为一个有系统有联系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统一体。这里的“道”,是王夫之所要表述的最高认识,没有任何具体规范,某些地方是道德,某些地方可能指道理、事理或情理,某些地方可能指的是规律与趋势,某些地方可能指的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在“道”的总体精神规划下,王夫之设置自己的“体”与“方”,使历史上的万事万物

 

 

成为有规矩成方圆的整体。

以“协而一之”为基础,用统一协调与整体观来看待历史,然后则“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这是王夫之史论的重要特征。这里的“协而一之”是对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历史统一协调,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充分体现了王夫之史论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王夫之的整体性是用统一的理论来衡量与分析历史,从整个历史的长河中看待单个的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将不同或相近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作为一部完整的历史从宏观与整体上评述与审视历史。如《黄书》与《噩梦》二文,不足三万字,却涉及整个明王朝的、经济、财政、军事、司法等内容。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述过事之失”,就要全面认识明王朝,分析明王朝,不能仅仅就事论事。所以,王夫之的史论是一部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史论,上自三代,下至元明,作者主张,只有通过整体与全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成为“后事之师”。从这一研究方法与原则出发,王夫之分析某个制度,总要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从贯穿始终的历史延续性中来勾画其轨迹,从而寻找其中的“方”与“体”,再以此“方”与“体”去检验其他同类事物。
王夫之注重采用归类的方法进行专门研究。这种分门别类的系统性研究是王夫之史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原则,也是其整体性研究的重要表现。他从统一性原则出发,对一部中国史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同类事、同类人、同类制度与相关人、事、制度共议。如他评帝王、大臣,孔孟周公为伍,唐太宗与汉文帝、景帝一家,王莽、曹操同类,盗贼与夷狄一起:“萧、曹、房、杜之治也;刘向、朱云、李固、杜乔、张九龄、陆贽之贞也;孔融、王经、段秀实之烈也……汉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第952页)
王夫之史论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他对史学进行心理、心态与移情的研究。他说:“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第955页)研究历史,要将古人的心与自己的心相结合,使古人的心理与心态同自己的心理与心态相通,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与古人相一致,与历史的客观存在相一致。王夫之认为:要研究与再现历史,必须将自己融入历史的环境之中,与古人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设身于古之时势”,“宗社之安危”,“为己之所身任”是一种“移身”,“代为之忧患”,“代为之斟酌”就是“移心与移情”,置身于当时的时代之中,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意识、道德观念等等具体环境里,设身处地地体会历史上的不同人物、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所遭遇的不同的人际境遇……达到与古人的利害、安危融为一体。这样才能理解历史并把握好古人的思想脉络、理解古人的真实思想,才能正确地评述历史上的人与事,也才可以从古人的得与失中获得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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