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把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称为商帮。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闽、粤十大商帮。
晋商和徽商的兴起缘于贩盐获利,陕西商人也不例外。明代陕西行省包括甘肃地区,不仅地域辽阔,几乎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而且关中八百里秦川又盛产粮食,陕西商人便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再加上为安抚边外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使陕西商人又多了一个致富的门路。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鲁商受儒家“重农抑商”文化影响很深。从汉始,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商人被排在末位,鲁商既想赚钱,又不想失去地位,从而决定了他们必然走上“以末(商业)致富,以本(农业)守之”的封建商业道路。
洞庭商帮是指居住在苏州太湖东、西洞庭山上的洞庭商人。他们利用太湖交通方便和周边地区物产丰富的得天独厚条件,以贩运米粮和丝绸布匹为业。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包括常山、江山、开化等衢属各县的衢州府商人集团。衢州地接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号称四省通衢,水陆交通便利,是毗邻地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具有战略眼光的龙游商人则适时地将手头资金投入手工业生产和矿产开发等实业,使商业资本及时转化为产业资本,在全国各地发展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当时民间有“钻天洞庭商,遍地龙游帮”之说。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由于拥有经营的地缘优势,宁波百姓从商者甚众,清代南方的钱庄就是由宁波商人为主体,与北方的山西票号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国传统金融业南北两大支柱。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宁波商帮显露出卓尔不群的见识,他们适时地把商业、金融业和工厂化生产的实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江右商帮,亦称赣商,也就是江西商人。古人之所以将江西称为江右,是因为站在长江北面,向南审视,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亦称江右。江西境内人口稠密,

 

 

人均占有土地资源不足,江西百姓不得不靠经商来维持生计。以至于当时民间就有“无江(西)不成市”、“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等说法。
明清时期,朝廷实行官方朝贡贸易制度和不止一次的禁海政策,使民间海外贸易难以合法进行。因此,闽商的兴起,往往与走私联系在一起。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是内外呼应,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
粤商一般指广州、佛山一带的广东商人,即广州帮。广东商人既从事海外贸易,发迹于东南亚等地;也从事国内贸易,发迹于中国东南地区。在近代最大的通商都会上海,广东商人的实力仅次于宁波商人,最初买办力量粤商独居鳌头,后来才稍逊于宁波商人。
随着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十大商帮中大多数商帮都因跟不上潮流失去了优势,唯一长盛不衰的商帮是宁波帮。他们在封建社会走向末落的清末民初,适时地把单一的商业资本转投于现代产业,把传统的银号钱庄转变为现代银行,从而实现了成功转型,写下了与时俱进的经营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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