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读过本书的读者应该会有这样的印象,黄仁玉特别关注从现代西方社会制度和官僚制度中的商业法律制度和组织管理技术的角度来比较和分析传统中国(明朝)的儒家伦理礼仪。 ,从中揭露和批判后者的弱点和弊病,解释明朝的没落。

在他看来,传统中国似乎只有引进西方现代制度和技术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可见,黄仁玉对明代历史的视角、立场和观点,都带有明显的“近代”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正因为这种倾向,《万历十五年》在获得广泛好评的同时,也招致了众多文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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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万历十五年》的上述局限性,而在于它提出的关于明朝没落的话题。

黄仁玉所说的明朝衰亡,主要是指明朝官僚体制的衰落,尤其是中央行政的衰落,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 但这并不等于明朝的衰落。 因此,明朝是否衰落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应该放在明朝整个历史进程,乃至整个明清两代的历史进程中来考虑。

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明清历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 在此,笔者想借助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着重探讨明朝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明朝社会控制制度的变迁,二是礼仪制度的变迁。明朝,以及这两个变化对清史的持续影响。

明朝对社会的管控始于明初洪武帝朱元璋建立的黄书里甲制度。 户籍系统是一套户籍管理系统,用于户籍登记和土地产权登记。 其做法是将相邻居住的110户人家组织成里,其中人口多、地产多的10户设里长户,其余100户设里长户。 户为贾户或贾主户,分十贾户,每户十户; 然后这些李家户口的人口和土地财产都登记在了黄皮书上。

政府以黄皮书上登记的土地和人口为标准,确定田税的征税规则和轮流服务人口的办法,向李家户征税和派遣仆人。 变化,每十年重新调整一次。 朱元璋推行这种里甲制度的理想是建立以自耕农为主,人民生活生产相对稳定,赋税和劳力负担相对平均合理的小农社会秩序。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土地的自由交易,特别是明初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更加频繁。 人口和土地清查技术手段不足,加上地方官员和豪绅之间各种相互勾结、弄虚作假,使得黄皮书上登记的人口和土地数量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造成各种税收和劳务负担贾之间和一里以内的家庭之间严重不平衡。

大概从宣德年间开始,尤其是成化、弘治年间,赋役不均、劳役不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各地李家逃亡事件频发,原有的里家组织瓦解,社会秩序濒临失控,十年一改的官方黄皮书也逐渐流于形式。

面对这种情况,在全国很多地方,特别是江南、华南等南方省份,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税收整顿,主要是调整税种和税种。规则,以及税收的征收方式。 包括合并税劳项目,简化税劳征收程序,如删除众多名称中不合理的税税项目,保留并固定合理部分,增加人口负担的劳务(服务),即人头税,按一定比例,逐步拨入田税征收。 这就是明代税役制度的“一鞭”改革。

这些各地的改革措施,在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归纳为全国制度,然后在全国推广实施。 因此,“一鞭法”实际上是明代中叶以来税役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并非张居正独创的改革。 它几乎完成了。

这场明清长期改革的大方向,是逐步将人口税分摊到田税中征收,从而形成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税制相对固定、透明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累进税制。 ,使税收和服务负担趋于公平合理,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更为深远的是,鞭法的改革(包括“分田入地”)带来了地方财政体系和地方行政职能,尤其是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明朝。

这是因为,明朝初年,地方政府根据李家户籍的土地财产和人员,分别征收田赋和派遣仆役。 田税大部分上缴中央,作为地方财政留给地方的很少。 地方政府能控制的主要是仆人,也就是人头税。 当时征兵的原则是必要时才编,所以临时性很强,随意性很强。 地方政府往往可以随意征用民工或没收钱财,可见明初地方财政的规模是不受限制的。

但是,明代中叶《衣衣鞭法》改革后,明确了里家户户应承担的赋役项目、赋税规则和总额,尤其是丁役(以银钱支付的役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之后,形成了对税劳实行定额管理的地方财政体制,限制和压缩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进而导致地方行政职能的萎缩。

也就是说,明代中叶以后,在财政收入受限、财政支出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被迫放弃了许多固有的行政职能,许多本应承担的地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水利教育、交通运输、慈善救助、地方治安等,地方政府也无力承担,只好转交地方士族宗族等农村力量来承担. 从明清地方志和各种民间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乡绅和族群接管了地方的各种公共事务,并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和鼓励。政府,从而合法地拥有支配和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利。 管理权。

我的老师郑振满教授把明代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体制的转型过程称为“基层社会的自治”,并强调这是政府授权的“自治”,体现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明清与民间。 之间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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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费孝通先生考察了皇权与士权的关系,提出了“双轨制”的理论。 讨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上述“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黄仁玉的《万历十五年》只是关注和强调了朝代官僚体制的衰落,而忽视了政府授权下地方自治力量的兴起。 虽然明朝中央在明朝中叶之后逐渐衰落,最终灭亡,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明朝的衰落,甚至是政治制度的衰落。

入清后,清朝继承了明朝的许多制度和做法,特别是在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方面,并继续沿用明朝“一鞭法”的方向,实施了各种改革措施,如由于“入土”,使明代中叶以后不断崛起的地方社会力量在清代以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空间,社会活力和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和发挥。 由此迎来了所谓的“康干”。 .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明代的中国并没有衰落,而是处在自我改造、崛起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清代中国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和社会基础。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明代礼制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众所周知,明代礼制改革有两件大事。 一是嘉靖初年的“礼大议”事件,二是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衍提出的祭祖制度改革。 这两个事件又相互关联。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 因为他没有子嗣,朝臣们便让他的表弟朱厚翀即位,即嘉靖皇帝。 嘉靖帝即位后,面临着究竟应该尊谁为帝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嘉靖皇帝继位的合法性以及日后供奉太庙的庙位安排,即皇族与庙族的问题。

嘉靖皇帝想尊他的生父兴宪王为高帝,遭到杨廷和等大臣的反对。 在礼仪上,应该先立弘治皇帝(即正德皇帝的父亲)为太子,再成为正德皇帝的太子。 这符合“皇室血统”。 先继承,再继承。

但是,嘉靖皇帝拒绝了这一做法,仍然坚持尊他的生父兴宪王朱佑棠为皇考(先帝帝),尊他的叔父弘治帝朱佑棠为皇伯考。 神供奉于太庙。 这些想法和主张在朝臣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也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强烈反对。 然而,经过嘉靖皇帝的步步为营、精心谋划,到嘉靖二十四年,他的愿望终于一一实现了。 . 这使得原本在皇室世系中处于孝宗地位的嘉靖皇帝摇身一变成为大宗继承人,从而确立了他继位的合法性以及祭祀庙宇的合法性。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嘉靖皇帝

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衍在“大礼议”中上奏嘉靖帝,建议天下臣民在冬日祭祖。至日,同时准许大小官员兴建家庙。 这样的建议意味着天下臣民可以按照宗法建庙祭祖。

由于建议,深知大头地位重要性的嘉靖皇帝采纳并批准了夏衍的改革建议。 这次改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大事。

你为什么这么说?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对普通官僚和平民百姓祭祖都有严格的限制。 不管唐宋以前,唐宋以后,一直到明清,法律上都明确规定,官员可以建家庙祭祖,但至多四代为祖,也就是祖先; 不能建家庙,只能在家里祭祀,最多祭祀二三代祖宗。

也就是说,一般官僚百姓只能在宗法礼制中实行小宗法,不能实行大宗法,否则就是擅自礼制的违法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法律规定。 事实上,自宋元以来,民间祭祀祖宗的活动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修建祠堂祭祖的人很多。

也就是说,民间建庙祭祖的习俗,早已突破了官方的宗法制约。 但是,毕竟有一个非法的系统,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谨慎。 所以直到夏衍提出上述改革建议并获准实施后,建庙祭祖的习俗才合法化。

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清代以来,各地宗族组织普遍兴起和发展,包括广泛兴建祠堂、大规模编纂家谱、建立大量宗族宗族。宗族财产,应该都与嘉靖年间宗法宗法改革密切相关。 相关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宗族组织的普遍兴起,不仅满足了明代中叶以后基层社会自治的历史需要,而且构成了明清两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可见,虽然明朝最终没落,但其所倡导的宗法礼制,与其所倡导的鞭法一样,一直得到贯彻并影响了清朝的历史。

前面讲过,鞭法的改革,包括土地的分配,导致了政府权力的转移,基层社会的自治,地方社会的自主发展; 而宗法礼制的改革,不仅塑造了明清家族组织等族群的总体发展,也塑造了公民社会的民族认同。

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明代中叶至清初中国社会繁荣昌盛的重要历史条件。 可见,黄仁玉所批判的“不作为”的明朝政体,以及各种“弊端”的礼仪道德,并不总是消极的历史因素。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往往扮演着独特的历史角色。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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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