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交通方式,封建王朝将从陆地上采集的部分粮食通过水路运往京城或其他指定地点。 明清两代的水运系统是服务于当时最高统治的庞大的国家交通系统。

 

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强化的时期。 水运是中央集权的重要形式,“大运河(水运)是京师与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线,一切物资都必须经过它”。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等省的没收粮(粮)调送到京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

明清时期漕运的主要目的是供给首都的宫廷消费,支付官员俸禄和军饷,以及对北方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粮食调运。 它关系到统治中心和北方地区的稳定,因此明清两代最高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 明朝迁都北京后,初期“运河改道东南,亦用水路,仍沿元代旧路,涉海运”。 明代会通河开通后,永乐朝正式实行以运河为主的漕运,此后运河漕运一直延续至今。 明清时期历时近500年。

一、明清时期运河运输的是什么

首先是食物。 从南方运到京城的粮食主要是大米。 明初,永乐运河最初水运粮食量约为300万石,但没有固定数量。 之后逐渐增多。 明朝初年,水运粮食量达450万石。 明成化八年(1472年),漕运限额正式规定为粮食400万石。 《明史》说“此后已是常态”。 在水政方面,清朝基本沿袭明制。 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又确定每年征收税收400万石。 不过,这个数额并不是绝对的,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和清政府的计划进行微调。 综合历史资料,明清初期,水运粮食量有时甚至超过这个数字。 比如明朝宣德七年(1432年),运往京城的粮食数量就超过了670万石,这应该是明朝数量最多的一次。 后期,水运粮食数量相对稳定,经常低于额定数字。 重要原因之一是定粮中相当一部分被兑换成白银上缴朝廷。 《金花银》就是一个例子。 黄仁宇先生的《明代漕运》认为,明朝廷每年从江南地区征集的金银超过100万两。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将400万石粮食运往北京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如此庞大的运输量,只有水运才能承载。 明清时期的水运主要采取支线运输、交换运输、长线运输等形式,尤其是运河军运兵承担的“长线运输”效率更高,因此被普遍采用。 然而,“长途运输”在方便了老百姓运粮、运输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附加费用和腐败现象,给老百姓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

其次,进贡皇宫的物品也是运河运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黄仁宇先生把水运的宫廷物品分为三类:一是纳税人运往京城的,主要是精米、金银、棉布等;二是纳税人运往京城的,主要是精米、金银、棉布等;三是由纳税人运往京城的,主要是纯米、金银、棉布等; 其他如毛笔、纸张、药材、蜂蜜、各种牲畜等; 二是皇宫派往京城运的物品,如丝织品、瓷器、各地新鲜水果、食品、重要建筑材料等。 三是商人运至京城后由皇宫收购的物品,如硫磺、铜制品、铁制品等。 黄仁宇通过考证认为,“明朝廷向纳税人征收各种物品,数量达数百、数千”。 这些征用的品种基本上为清朝统治者所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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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运河运输

另外,占据漕河交通的,还有从事漕运的官员和漕定自己的货物。 一些商人还与水运团伙勾结走私货物,逃避关税。 这部分货物的数量可不小。 明清时期,有明确规定,水船在完成运输粮食的任务时,可以携带一些物品。 明朝天顺年间,规定水船可以将一些地方特产带到京师或在河边地区出售,并且“包含土货,免赋赋税”。 免税金额是按重量计算的。 明弘治年间,每船载货10石,明神宗时期增至每船60石。 清朝初期,习惯上每艘船除粮食外,还装载当地特产60石。 雍正时期,官方规定额外宽限40石,允许每艘船额外装载100石的土特产,以允许水运。 造船工人和水手获得更多补贴。 事实上,伴随的当地产品的数量后来有所增加。 所谓“土特产”可谓五花八门,有芝麻、绿豆、梨、桃、牛皮、腌肉、毛竹、木制家具等。

2、水运的正常运行需要哪些配套设施?

水运首先必须依靠船舶。 明清时期,对船只的规格、数量和维护都有一定的要求。 曹船要求用楠木、杉木制成,劣质的用松木制成。 标准长度约为16米。 明朝初期,每艘漕船要求能够运粮300石以上。 清代运河船舶的运力大多为500石。 如果加上额外的货物,运输能力将超过600石。 在船舶的维修方面,明清时期采取“三年小修,六年大修”的原则。 10年后,船只必须更换。 从船舶数量来看,明代运河水运初期,使用的各类船舶达14000多艘。 明代以后,运河船舶的限额为11770艘,运河运输官兵的数量为12万人。 他们被临时征用用于漕河运河运输服务。 人口数量也是庞大的。 明朝末年,清江浦造船厂建造一艘运河船的成本约为白银105两。 如果按每年需要更换的运河船舶2000艘计算,每年的造船费用约为21万两白银。 清代运送的船只和军队数量与明代相差无几,但造船成本却大幅增加。

水运系统中最困难的就是保证运输畅通。 淮河是黄河和长江之间最大的河流。 发源于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桐柏山。 流经皖北,自江苏盱眙流入洪泽湖。 它成为运河极其重要的一段,并在扬州附近汇入长江。 ,总长约2000英里。 淮河治理极其困难,明清政府更是心力交瘁、心力交瘁。

淮河长期以来被称为“有害河”。 这源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因军事开挖黄河而“黄河夺淮”。 北部平原被洪水淹没。 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清代乾隆年间《淮安府志》记载:“自明中叶以来,每逢淮水怒发,西风激浪,白浪如浪。淮河长江飞流数百里,公私人心惶惶,百年无人敢睡。” 据相关报道。 史料记载,从南宋到清末,淮河流域发生了400多次特大洪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

明清时期,政府维护漕河的费用惊人。 清代,乾隆中期以后,河道防御费用开始盛行。 经常项目预算从每年60万两持续上升。 到了乾隆中后期,每年维护运河最多需要白银350万两以上,其中包括防洪费用。 优越的。 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乾嘉时期,清政府每年拨给南河总督的白银达600万两。 仅从1808年到1810年,政府就提供了800万两白银用于疏浚运河。 这是一个大胆的估计。 然而,众所周知,河流建设成本高昂。 道光年间,南河总督张介航主持修建了一段洪泽湖大堤,长15丈。 工程质量非常好,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 “淮、杨得以保全,其功劳甚大。” ,这个工程造福了当时淮安、扬州地区的河道工程,工程资金达白银100万两以上。 又如,道光四年(1824年)二月,为修运河沿线水坝,疏浚河道,直隶总督蒋友洙、江南河总督联合请户部“先拨白银一百二十万两”,清政府批准。 可见,维持曹河安全畅通,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如果平均每年花费200万两白银来维护和保证漕河的正常运行,清政府从1644年建政到清末260年间,花费的白银就超过5.3亿两。 1901年废除河运。使用大运河进行水运达230多年的明朝政府为维护漕河运河花费了大量资金。

可见,明清时期,官方对运河的修缮和修建以及维护运河安全交通和人工的费用是巨大的。 同时,水运在实际实施中在制度和技术层面还存在不少不足。

当运河决堤时,运河船只受损。 随船护送运河粮食的官员和士兵也趁机谎报损失,甚至故意放火或凿沉运河船只来掩盖盗窃行为。 虽然也有专门的官员来监管漕运,但这种事情在明清时期一直存在。 而且,在收粮过程中,一些不法农民贿赂经办粮食的官员,在粮食中掺入沙子或水,增加重量,导致一些粮食根本无法食用。 还有一些权贵高官,利用船只从事私人工作或运送军饷。 运送军饷时,他们向国库申请运费,然后中饱私囊或瓜分。 如果有什么好处,就会有人想出办法。 据说很多水上运输手柄都是花钱买的。 《明史》保守估计,明朝国家粮库的腐败数额“每年达十四万(两两银子)”。 明嘉靖时期虽然对漕运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但效果并不大,许多不良政策仍然存在。 据精通水政河工程的清朝官员金安庆介绍,清代水政河工程的腐败现象始于乾隆中期,盛行于嘉庆年间,达到了极点。道光年间的腐败程度。 他说,由于当时人民生活还算体面,富裕的私人家庭也不少,一些水务腐败并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抵制,税收的征收也顺利进行。

三、河运派与海运派之争

总体来说,明清时期维持水运的成本巨大,弊端也不少。 那么,官方有没有想过改变交通方式呢? 一些。 事实上,从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江南(今北京)的粮食运输大部分主要依靠海上运输。 明朝永乐初期,粮食也通过海路运往北京,或者说,河运、陆运和海运同时使用。 山东莱州在明代曾长期通过海上运输粮食。 明清两代,官员提出以海路运粮代替河运。 例如明朝官员丘浚、王宗穆等人就提出了海运的建议。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于运河漕运危机频发,官员不时提出从江南海运粮食。 道光朝的官员嬴和、岐山、陶叔、蒋友洙等人甚至积极策划和尝试海上运输。

清朝同治末年,清政府官员、监察官设立了轮船招商局,逐步拨拨部分粮食用船运至北京。 光绪初年,当时的官员之间对于是否恢复海上漕粮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分为两派——河运派和海运派。 当时著名大臣沈葆桢是“海派”。 他向清廷报告“河运永不能恢复”,强烈驳斥了“河运派”的意见和建议。

《河运学派》也有定论。 《清史稿》记载了“河运派”的观点:“海运跨越大洋,动乱不断,难以预测,涉及极小细节”。 他们认为,河运粮食的好处是“河运虽然迂回、缓慢,但一路稳定,资金统一维持。从各省到京城,无数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富国利民,无能者。” 而且,一些有识之士、著名大臣曾认为:“京城的百货商店全部来自粮船,如果通过海运,就无法运载更多的货物。未来,北京的物价将会大幅上涨,这也会阻碍活力。” 他担心这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总共有八万、九万人(实际上更多)受雇于运动员的军队和后勤工作。穷人必须谋生……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必然会成为土匪。” 他们担心贫困运动员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 看来这些也不无道理。 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河运迂回、安全,海上运输方便、危险,若有周全之计,就必须恢复河运!” 事实上,水运更多地关系到很多相关官员的既得利益。 当然,这不能公开进行。 带过来。

清末重臣张之洞认为,如果通过征收白银来征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等地区的粮食,漕运及其他费用就超过150万两。每年都可以保存。 这只是政府付款。 各级都有粗账,地方政府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各种其他支出和隐性负担无法统计。 其他一些有当地工作经验的官员也持有与张之洞相同的观点。 但深受慈禧太后倚重的朝鲜大佬清宜匡亲王认为,水运涉及京城粮食供应的安全,南方各省的征粮工作不能改为征粮工作。钱。 他的话颇有分量,所以清政府不允许征用粮食。

因为恢复粮河运输需要巨额的运河疏浚和维护费用,清朝此时即使想这么做,也做不到。 此外,还遭到“航运派”的强烈抵制。 因此,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仍然通过海运,而长江以北地区的部分粮食则通过河运。

然而,“河运派”与“海运派”之间的争端仍在继续。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学士兼直隶巡抚王文绍对漕粮的江海漕运作出澄清。 他认为运河受到黄河水的影响,所造成的危害“已非人力所能挽救”。 但他不敢一下子杀掉“海运派”,于是他做出妥协,向清廷建议,将苏州地区的十万石粮全部通过海路运到天津,而“江苏仍冬季采用河运,保护运输路线。” 。 清廷完全同意。

跑河运“保福路”——精明的学者王文绍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可见,清代后期的漕运,维持河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护运河、河流不淤积。 这种思想在明朝和清初也有。

事实上,明朝也把运河漕运视为礼制。 除了物质层面上的招募和供给物资外,这也是皇帝在臣民面前展示威严的仪式,属于意识层面。 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例如,无论是明代多批访华的日本贸易使团,还是清朝乾隆年间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及嘉庆年间访华的英国阿默斯特使团,中国官方都为他们提供了大运河航线,在这条河上航行就意味着要么进贡,要么投降,具有象征意义。 因此,明清时期,凡是标榜礼制的京师高官,都坚持水运、河运,这往往能令最高统治者信服。

4. 简单账单

绘制了一张简单的钞票,明清两代的粮食定额为400万石。 即使按照1石粮食1两白银的不低价格计算,总收入也有400万两白银。 当然,漕河交通也为皇宫掠夺征用了其他物品。 各种物资提供了便利,但这些不仅仅是水运的原因。 正常年份,仅曹河正常运行的维护和保证费用每年就达200万两白银。 各种水运过程中的造船费用和官方设施支出为白银一百五十万两。 每年造船费用约为白银21万两。 同时,超过10万人参与建设。 曹军官兵的定期粮饷更是惊人(清朝规定江南漕运每名士兵最多可发给2石8斗口粮,每月口粮最多为12石,总共14石8斗银子,总共约15两银子),这还排除了劳动力的消耗,特别是维护漕河航道的劳动力消耗,这是漕运往往不考虑的。当局。 如果算一下明清时期漕运收支的经济账目,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入不敷出的亏本生意。

从广阔的历史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水运虽然存在种种弊端,但从清晰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利用运河水运是得不偿失、不划算的。 。 许多中外学者认为,明清两代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为漕河交通的运行和维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经济活动水平。 但从客观角度看,运河水运对运河经济区和运河沿线城镇形成的经济作用和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运河孕育的文明不仅是物质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点。

“本文发表于《文史世界》2023年第1期”

“李小桥,江苏新华报业集团副研究员、文史专栏作家;李嘉树,南京艺术学院本科生”

形式:六丹六里

作者 admin